Vadim 雜記本

人類愈發展，水資源的匱便可能愈加嚴重。但是衡諸歷史，真正為爭奪水源開戰仍屈指可數，原因是缺水國家藉糧食交易，可以取得看不見的水。當前甚囂塵上的搶水紛爭，配合全球暖化的推波助瀾，塑造出一個不真實的水源戰爭迷思。

聯合國最近提出警告，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爭奪水資源的嚴重衝突。聯合國在二○○九年三月發布的世界水發展報告中，援引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水資源短缺所致風險的評論，「和平競爭將轉變為暴力對抗。」這樣的說法，催生了「水資源戰爭」這個流行的概念。該是我們破除這個迷思的時候了。國家不會為水資源發動戰爭；它們透過貿易和國際協定，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問題。

面對水資源的共享，合作是的最佳的作法。全世界有二百六十三條跨國境水路。從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在水資源上的合作（包括簽署條約），遠遠超過了衝突，尤其是暴力衝突。在這段期間，有記錄可考的一千八百三十一條和淡水資源相關的國際互動中，（從非正式的口頭交流，到經濟協議、軍事行動都算）百分之六十七屬合作性質；僅百分之二十八具有衝突性，剩下的百分之五屬中性或無足輕重。在這五十年來，沒有任何因水資源正式宣戰的紀錄。

這門課題我學得可不輕鬆。幾年前，我剛剛寫了一本關於生物戰的書，而出版商都熱切希望我再寫一本。他們問，「寫一本關於水資源戰爭的如何？」這似乎是個好主意。一九九○年代曾有一些災難性預測，如後來常被引用的世界銀行前副總裁薩拉傑丁（Ismail Serageldin）一九九五年作出的預言；儘管「本世紀的戰爭是爭搶石油，下個世紀的戰爭將是水資源的爭奪」。
這句話和類似的警告成了這時代的思潮。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亞非學院的社會科學家艾倫（Tony Allan），將之歸納成一個「不太微妙」的說法，「如果你的水用完了，就拿起ＡＫ步槍或發動空襲。」

「在這五十年來，沒有任何因水資源正式宣戰的紀錄。」

要找到支持這個論點的資料並不難；我著手撰寫關於約旦河、尼羅河和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水系的章節。我的章節選擇依靠一個似乎完全合理的假設；缺水與否，取決於是否有水流過。

幾十年前艾倫開始研究利比亞的供水情況，他提出了相同的假設。到一九八○年代中期，北非和中東的水源壓力已經惡化；艾倫發現到沒有人們普遍預測的水資源戰爭的跡象，於是開始質疑自己的假設。反而，在新興的中東經濟圈的人民，並不難滿足食物和水的需求。艾倫不得不針對這個情況思考；人們缺水，卻不一定為此開戰。

看不見的水

與已故的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農業經濟學家費修森（Gideon Fishelson）會面後，艾倫原先對水資源戰爭的看法有所改變。費修森認為，以色列這個缺水的國家，若是栽種並出口需要大量的水才能養活的農產品，例如柳橙和鱷梨，就是愚蠢行為。費修森的研究，促使艾倫認識到，要解釋為何該地區沒有水資源的衝突，「隱藏」在貿易商品中的水可能相當重要。

以全球平均而言，人們通常每年會喝一立方公尺的水、使用一百立方公尺的清洗用水。為種植我們所吃的糧食，每人每年還要消耗一千立方米的水。在溫帶，生產糧食所需的水通常用得理所當然。在乾旱地區，艾倫描述人們如何倚賴灌溉和進口糧食以滿足民生需求。進口食品特別能達到節省農耕用水的效果。

食品貿易與水資源永續性的關係往往並不明顯，而且往往是無形的；沒有政治領袖能靠承認該國「只有透過進口糧食，才省下夠用的水」而得到支持。艾倫認為，這解釋了中東國家如何如何靠用水的節度，而避免了衝突。

在艾倫開始撰文探討「隱藏水資源」觀念的幾年內，並沒有激起任何迴響。然後，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個陰沉的周一下午，在一次例行的亞非學院研討會上，有人使用了「虛擬」水來描述相同的概念。艾倫發現，這個引人注意的詞彙，趕上了熟悉電腦的年輕世代的流行，應該會勝過自己提出的術語。他是對的。他說，「這概念從此一炮而紅。」

艾倫的研究解釋了貧窮國家實現經濟多樣化時，就會背離農業，從其它行業中，使用更少的水創造財富。隨著一個國家變得富裕，該國可能需要更多的總水量以維持其蓬勃成長的人口，但可以透過進口糧食，以彌補不足。

藉由進口糧食，並因此降低水源需求（等於無形地提高國內水源供給），看似渴求水資源的地區找到了可長可久的解決方案。由於有貿易可以帶來好處，政治領導人如果發現有形水源受到威脅，可以只威脅採取敵對行動（算是可能有用的政治性虛張聲勢），而毋庸發動真正的戰爭。

戰爭之源

以色列在一九五○年代用盡水源；意即，該國自此以來，生產的水就不足以滿足其包括糧食生產的所有需求。約旦到一九六○年代，以及埃及到了一九七○年代也都一直處在相同的窘境。雖然這些國家確實打過仗，但他們並非為水而戰。反過來說，這幾國都進口糧食。正如艾倫指出，每年有更多的「虛擬水」隱含在農作物中流入中東；這些水並不需要從尼羅河順流而下，供埃及農民耕種。

也許最常被引述的水資源戰爭實例，是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局勢。但是，正如英國東英吉利大學發展研究所高級講師（副教授）載屯（Mark Zeitoun）所解釋，和大眾媒體和一些學術文獻的對這個問題說法相反的是，此區域雖然有衝突、局勢緊張，因為也有合作，因此也就沒有「水資源戰爭」。

約旦河到地中海之間的地區，現在住了一千萬人。如果他們想要糧食自給自足，他們每年將需要一百億立方公尺的水。實際上，他們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水，只夠種植所需糧食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他們其餘的水源需求，是以糧食的形式進口。若僅論家庭和工業用水，光靠降雨和約旦河西岸的地質，就應能提供所有人口所需：拉馬拉（Ramallah）的年平均降雨量比柏林（Berlin）還高。但現今的供水量，即使應付這些需求都還嫌少。

權力鬥爭和政治已經使水資源的衝突公開和制度化；但沒有類似邊界和國與國之間的武裝衝突。相反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水資源專家在聯合水資源委員會（根據一九九五年的二次奧斯陸協定設立）中互動頻仍。這並不是一個平等的夥伴關係：以色列在委員會中具有實質上的否決權。但是，他們持續會商，即使軍事行動當前，仍正式表達合作意向。不能平等地取用水資源，是更廣泛的衝突和權力動態的結果，而非戰爭的原因。

於一九九九年發起、包括九個國家的尼羅河流域國家組織（The Nile Basin Initiative），是另一個「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有助於平衡水資源分配」的例子。從歷史上來看，河流流域內各國政治影響力的巨大差異，會造成不平等的水資源分配。

根據埃及和蘇丹在一九五九年簽署的尼羅河水權協定，埃及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尼羅河水權，而剩下的歸蘇丹。衣索比亞的高原供應百分之八十六的尼羅河水源，卻甚至未被納入協議；持續的衝突削弱了協議，使衣索比亞一直連提出分配水權的要求都不得其門。但埃及鞏固其經濟發展的願望，使其必須提供給鄰國更好的條件，改善當地的貿易前景。因此，埃及願意參與多邊計畫，在水力發電的發展、電力分享合作、河道整治和水資源管理等議題上，進行更多合作。

同樣，雖然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過三次戰爭，並經常處於爭鋒相對局面，世界銀行於一九六○年仲裁達成的印度水域條約，曾不止一次發揮了緩和水資源衝突的效果。

油水不容

然而，水資源戰爭的迷思仍然存在。我們被灌輸氣候變化將導致水資源短缺的觀念。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估計，二○五○年將有多達二十億人可能面臨日益嚴重的缺水壓力，而且這一數字在二○八○年可能上升到三十二億。

水資源的管理方式需要調整。但貿易機制、國際協定和經濟發展這些目前緩解水資源短缺的方式將繼續。如奧瑞岡州立大學的沃夫（Aaron Wolf）、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格列迪許（Nils Petter Gleditsch）等一些研究人員指出，對武裝衝突的預測來自媒體和譁眾取寵，沒有嚴格審視的論文。

除了水，另一樣東西一旦短缺，甚至只是未來可能有短缺的威脅，就可能導致戰爭，那就是石油。但是，石油的戰略意義比水高出不知凡幾。嚴重的石油供應中斷，將停滯高度發達經濟體的運作常軌。石油是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而經濟發展提供了其人民的所有需要的，包括水資源。發達經濟體的人民是不會渴死的。

看到艾倫的研究，讓我的出書計畫胎死腹中。我建議修改書中的論點，但我的出版商指出，大家不會想付錢看「水資源戰爭不會發生」的預測。

不管出不出書，把水資源戰爭的流行迷思從此以某種方式破除仍然很重要。這不僅將停止人們對國際水資源衝突不安、不正確的預測，也將阻止大眾聽任氣候變化會帶來戰爭的說法發酵，並把注意力集中在政界如何可以避免這些衝突；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以強化它們的經濟。這將有助於說服水利工程師和管理人員，（這些人往往僅以當地的供需來看水資源短缺問題）解決水資源短缺和安全問題的對策，不在水資源本身，而在於水／食品／貿易／經濟發展的連結。如果我們能夠打通觀念，不再被水資源戰爭的思想誤導，將是大功一件。

(本文為《人與科學》雜誌編輯巴娜比（Wendy Barnaby）在二○○九年三月十九日《自然》雜誌的專文)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九期】2009.06.01

http://k-review.com.tw/2009/06/01/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