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王浩威：對法律的迷信正創造小小法西斯
捷運殺人事件後，警力過度膨脹，台灣人權和自由正一點一點流失中－－而且是在國民的允許下。
來自新新聞
文／王浩威
台北捷運案後，台北市和新北市相繼以捷運族恐慌為理由，投入重大警力在捷運車站月台、車廂內巡邏。這樣還不夠，政府部門甚至還祭出霹靂小組人員，手持衝鋒槍ＭＰ５，在捷運月台來回巡邏。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忍不住在臉書批說：「政府真的是瘋了」。
不安的人民選出法律人總統
瘋了的不只是政府部門，許多體制傾向的思想也都抓狂了。事件發生後，網路上出現好幾個反鄭捷的激進粉絲頁，其中「鄭捷處死刑粉絲團」兩天內就有十三．六萬人按讚，其他還有「鄭捷必死 廢死聯盟退散粉絲團」、「鄭捷去死粉絲團」等等看名字就知道抓狂程度的網友群。
而且不只是一般民眾，許多像白冰冰這類的演藝人員也都跳出來歌頌死刑的好處；甚至一些意見領袖，像監察院長王建煊之流，也出來支持速審速決、嚴懲鄭捷，大聲表示：「找死就讓他死嘛」。
這樣一股歇斯底里情緒，高舉著法律和治安的旗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
曾幾何時，台灣的民眾愈來愈相信法律，或者說，愈來愈相信想像中的法律可以給予的保護。法律也就成為一般民眾的信仰，甚至不遜於宗教所帶來的信仰力量。
為什麼是法律成為人們所相信的護身符？恐怕就要好好思考我們所處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心理結構？
台灣人民對法律／法治的幻想，其實由來已久。民進黨陳水扁或者是國民黨馬英九，最近這兩位都擔任八年的總統，同時都是法律人出身，恐怕不是一種巧合而已。他們兩位在不同的黨派中之所以可以脫穎而出，法律人這個身分對民眾的意義，剛好符合了這個時代處在焦慮不安中的人民，在潛意識深處的需要。
逃避自由投向法西斯
處在不安環境的人，總是不自覺地尋求可以依賴的安全感，包括秩序、掌控、法律、安定等等名詞所代表的意義。希特勒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當一次大戰以後，戰敗後的德國由威瑪政府所領導。然而，威瑪政府沒辦法維持一定的安定，加上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即使是公認最理性的日耳曼民族，這時也忍不住投向代表秩序的法西斯了。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苙雲在一九九七年的論文〈當代台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收在《九○年代的台灣社會》）就指出：「台灣社會民眾的不信任感有增加的趨勢，這股不信任的心態，不只表現在人際關係上，也表現在對包括政府、司法和執法機關、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對這些組織的在職者上，而且對組織信任感的滑落幅度遠大於人際信任。」
這篇論文的調查時間，剛好跨過了台灣解嚴前後。原本人們以為在戒嚴時代，因為情報系統的監控產生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再加上政策上積極鼓勵人民之間彼此檢舉，應該是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感達到最高峰的時代；沒想到解嚴以後，這些監控系統逐漸消失了，人們卻沒有如預期一般彼此更加信任。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弗洛姆是一九○○年出生的社會理論家兼精神分析師。身為德國猶太人的他，一生經歷一次大戰到希特勒的崛起，同樣也是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麼獲得自由的人們並不見得能夠習慣這自由，也不能信任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彼此？
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弗洛姆指出：在自發的自我實現中，人重新把自己和世界聯結；然而，在從令人窒息的權威／價值體系獲得解放的過程中，我們反而常常會感到空虛和焦慮 （他將此比作從嬰兒到兒童的成長歷程）。他指出，這些感受是不會消失的，除非我們「積極地追求自由」，並發展出新的形式取代舊的秩序。
告別戒嚴人民更空虛
一九八七年解嚴的台灣，雖然沒有了過去教人疑神疑鬼的監視系統，但失去了日常生活中所依據的戒嚴法令，於是，就像弗洛姆所說的，人們反而是空虛和焦慮的。
然後，加上九○年代以後，台灣過去引以為榮的經濟奇蹟不再存在了，已經習慣不斷創造成就的人們，忽然全亂了步伐。人們開始懷念過去，有些人開始歌頌蔣經國時代的「美好日子」，有些人則不自覺的誇讚對岸中國政府以極權手段創造出來的高效率施政。
這樣的台灣是十分精神分裂的。一方面對自己的民主發展感到自豪，一方面卻又對未來充滿不安全感。這兩方面拉扯的想法，都出現了不同的問題。
對民主制度自豪但其實是沒有足夠信心的想法，讓人們不敢對台灣整個體制做根本的檢討：我們這樣的彈丸之地需要怎樣的民主制度呢？特別是在網路時代來臨的今天，這個溝通變得愈來愈容易的時代，我們的民主政治還需要民意代表這樣的代議制度嗎？尤其是民意代表的選舉耗費大量金錢，造成的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的巨額支出而不得不依賴資本，於是必然形成遭到資本家綁架的現象，也就形成政商兩方深度結合的現象。然而，面對如此惡劣的政治體質，人們還是不敢質疑目前的民主制度。
另一方面，人們對未來是充滿不安全感的。因為這樣的不安全感，人們不知不覺就發展出一套生活邏輯。對於身處這樣環境的自己沒有信心，也就很快將自己的缺乏信心投射在別人身上，也就不認為別人是值得信任的。
尤其，在陳水扁總統夫妻的貪汙案確立，馬英九總統的國務機要費疑雲，還有各大大學教授的研究經費假借發票問題以後，人們更有理由去懷疑彼此，不再無條件的信任了。
在這樣情況下，任何人之間的關係是以懷疑對方為出發，特別是因為跟不上時代變化而不安的官僚體系。
台灣這些年的政治結構表面上是穩定不變的，其實卻不然。在整個政治結構上，官僚體制愈來愈徹底了。最典型的現象就是：愈來愈多的評鑑和文書作業細則出現了。大學的評鑑制度是一個例子，醫學中心的評鑑也是同樣的典型例子。
用法律制度彼此監控
這些被評鑑的專業人員，大學教授也好，醫師也好，過去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現在都不再能夠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了。因為一切的工作方式，都有評鑑制度幫他們規定得死死的。他們不必思考，只要按照評鑑的操作手冊去做就好了。
許多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就表示評鑑的制度已經規定考所有該開的課，根本沒有各個系所自我風格的空間。有一位教授朋友甚至說，現在在大學教書其實就是在擔任執法工作，因為所做的一切都是將教育部規定死死的細則，加以執行完畢罷了。
自然的，在這樣的文化之下，政府的官僚體系害怕出錯，也就將跟他業務有關的所有人當作不可信任的小孩子，包括大學教授和醫生們，更不用講那些在基層工作的社工等等專業了。
政府將大家當作小孩子，也就促成的一種對人不信任的文化：父母不相信小孩子的能力，老師不相信學生的可能性，我們不相信每一個錯身而過的路人，民眾也就更不相信各級政府的任何用心了。
只是，如果僅止於不相信那也還好，問題是因為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別人，所以就找到一些法律，甚至進而創造許多法令或制度，來監控彼此。甚至，在我們的社會裡，也就形成了對人不相信是更有道理的現象。
如果我們不相信人，還能相信什麼呢？
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年代，也許有些人開始更相信神；但我們如果再更仔細的觀察，我們的社會其實是十分迷信地盲目追隨著所謂的法律。人們以為有了法律／法令，一切問題就不用擔心了，殊不知不能相信人的獨立能力而僅僅相信法律的結果，只是剝奪了我們整體人民更成熟更獨立的可能性。
整個台灣集體性格的成長，因為對於這樣不可知的未來感到恐懼，於是就固著在這個歇斯底里的法律情結上。
不願意「長大」作主的台灣人
我們不相信別人，當然也就不相信任何成長中的年輕生命。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不相信，許多像鄭捷一樣的年輕人，一直是成長在不斷被懷疑的環境中，他們的努力是不會被看到的，他們的生命更是不存在於這些充滿懷疑的眼神之中。他們是不被看到的，是透明的存在。
我們相信法律而不相信人，也就逼出更多的像鄭捷這樣的生命樣態。
於是，當不安的社會事件又來臨時，人們又開始嚷嚷支持死刑，攻擊那些主張廢死的思想了。人們不敢長大，不敢做自己的主人，甚至逃避曾經有過的自由，也就不自覺的在生活當中繼續扮演壓迫別人的小小法西斯了。而法律，這種不相信人有獨立性格的法律，也就變成的威脅別人、壓迫別人的工具罷了。（本文作者為精神科醫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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